人生的喧嚣和生活的烦躁鼎红金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我们所做的，便是在这逃避与坚持之间，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缕光明与希望。
配图 | 《心花路放》剧照
2020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光，公司倒闭，欠债60万，心中满是羞耻、疲惫与不安，像个被时代甩下的失败者，于是我“逃”去缅甸打工赚钱。
我本以为迎接我的是更深的绝望，没想到却被当地简单的生活、淳朴的人情，还有那些眼神清澈的年轻女孩，一点点地治愈了。
在缅甸工作的三年，我见证了全球制造业的动荡，也见证了自己从谷底往上挣扎的过程。如今回看，那是一根“浮萍”在“时代”这片海上的漂泊记，也是我重新理解“生活”二字的开始。
2019年12月，离农历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我沉浸在被人追债的焦虑中，整天头脑昏昏沉沉，心绪不宁。手机铃声成了我最害怕的声音，每当它响起，我就像受了惊一样，盯着屏幕发一会儿呆再丢到一边，无处可躲的我，有时候就缩成一团钻到被子里。我能想象得到打电话的人有多么愤怒，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已经说了无数遍的那套“保证”。
那是2018年初，我自筹资金在广东东莞的大朗镇开了家毛织制衣厂，生产工人近100人，以生产欧美单为主，一条龙加工生产。我从香港某贸易公司手上接二手单，每生产出一件成品毛衣，大概毛利在4~5元人民币。毛织行业一般在5~10月最忙，也是最赚钱的月份，剩下的月份只能勉强保本。厂子运行的第一年，整体收益还不错，没亏。
2019年9月我有个主要客户经营不善倒闭了，欠我的加工费一百多万。我的厂子立刻资金链断裂，当月工资没有着落。我想法将钱凑齐，发了工资，工人却走光了。
就这样，我还欠七八家加工商60多万的加工费。他们跑到厂里，将所有设备和办公室电脑等抢了个精光，同时生怕我跑了，每天狂轰滥炸给我打讨债电话。我只能整天躲在出租房，因为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前些年我和妻子离婚了，两个儿子刚参加工作，不想给他们增加思想负担，欠债的事从没对他们说过。
直到有一天，老乡朋友请我吃宵夜，本不打算去，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线，勉强答应了。晚上10点半，东莞大朗的夜市热闹繁荣，街道边一家家夜宵店，烧烤、潮汕砂锅粥香气诱人。
在一家名为“夜来香”的夜宵店，朋友要了四瓶啤酒，点了烤串、烤鱿鱼，还叫了一锅砂锅粥。中间朋友出去了几分钟，我并没在意，等他回来，我俩边聊边喝。两瓶啤酒见底，朋友又叫了两瓶，刚打开啤酒，进来三个人，我一看，是我的三个债主，其中一个是朋友的亲戚。我瞬间明白，朋友将我“卖”了。
我两眼盯着朋友，朋友很不自然地招呼那三人坐下，他们开口便气势汹汹地责问我为啥关机，问：“你是不是不想还债？”我之前已经将工厂转让的8万元全部给了他们三人，并一再保证两年内一定还完，他们只说：“今晚必须想办法将欠债还了。”
我欠这三个人的钱加起来有40多万，他们嘴没停下，一直在骂我：“欠了钱不想还，你是不是人呀？”“想跑呀，没门，除非你死了”……我双眼死盯着酒瓶，听着他们越来越侮辱人的话，心中的火气在一点点积聚。
有个人说：“不还的话，那就去派出所。”听到这话，我一下子起身说：“好，那就去派出所。”我起身急，碰着了桌子，酒瓶晃了几下，滚到桌子边落到地上，“砰”地一声惊吓了店里的人，那些食客齐刷刷地看向我们。见势不妙，朋友赶紧打圆场：“去什么派出所呀，去了还不是要谈。”
僵持到凌晨两点多，那三人见我真拿不出钱，要我写下借据，朋友找夜宵店要来纸笔，我写了三份欠条，写上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再注明还款日期，按上手印。
当夜宵店食客已寥寥无几，我凌晨三点走出店门，夜空的凉气一下子袭来，我打了个颤，身子差点摔倒，身后的朋友急忙抓住我的胳膊。我转头看向他，又将眼光扫向拉着我胳膊的手，朋友见状，讪讪地将手缩了回去。
走在大街上，冷风一吹，我头脑中冒出一个念想：逃出去，为了逃避追债的人，也为了不被打扰地挣钱还债。
我托了很多朋友，兜兜转转联系到很多年之前的一个下属，他在柬埔寨工作，认识在缅甸开厂的一个香港老板，帮我介绍了份缅甸的工作，还是老本行，毛织制衣厂后整总管，后整部就是毛衫制造的最后一个环节，包括洗水、烫衣、车商标、修检、包装等，我管两个后整车间，月薪2万。
其实工厂本来有后整总管，但他是湖北人，春节前他回国休假，正值武汉市爆发新冠，春节后缅甸禁止湖北人入缅，因此我才有机会顶他的位置。2020年1月，我给每一个债主发了信息，大意是债一定会还，不过要等三到四年，时间一到，我回来一一还清，然后把他们所有人的消息都屏蔽了，转头坐上了飞往缅甸的飞机。
一说到缅甸，人们往往会想到电诈园区，其实那些电诈猖狂的地方都是在缅北和柬泰交界处，我去的是缅南，是伊洛瓦底省的省会——勃生市，濒临孟加拉湾，缅甸最大的河流伊洛瓦底江就从从勃生市的市郊穿过。
上班的工业区离勃生市区大概十多分钟车程，老板是香港人，之前在广东惠东开厂，来到缅甸投资建厂好几年了，现在工厂很大，工人有5000多人，中国的管理人员就有60多人，基本都是从惠东老厂带过来的。
第一天上班，我很担心会遇到熟悉的中国同事，毕竟做毛织这个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广东东莞做过毛织制衣的，我一个上午都心神不宁。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故意绕到中国师傅饭堂走了一圈，没有遇到一个熟人，全是陌生的中国同事，我的心彻底放下来，终于能安静地工作挣钱了。
我知道，那些债主肯定在骂我，觉得我跑路、不还钱。但我没想赖，只是不想每天都活在追债的惊恐中，我想的是，四年后，把所有债主请到一起，给他们赔礼道歉，一笔笔把钱还清，该给的利息，我也不会少。
刚来干了没两个月，2020年2月新冠疫情像一张巨网罩住全世界，制造业成了第一批沉下去的石头。到了3月，工厂的欧美客户以“缅甸疫情严重”为由，砍掉了一半订单，剩下的订单也只是说：“再观望看看”，我想：“完了。”
缅甸开厂和中国国内不同，国内毛织制衣厂大部份工种是计件工，做了才有工资。而缅甸所有工种都是日薪制，只要来报到打卡，不管有没有事做，都会有一天工资。所以订单少了，人力成本却没少，只是工厂有一半人成了闲人。
到了3月底，老板决定裁掉一半缅甸工人，中国师傅也要相应减少，留下的中国师傅三个月之内工资减半。那一刻，我脑子里没别的，只是在盘算：这一下，我少了三万块，就像是还债路上的一节台阶断了。更糟的是，这只是开始，疫情接下来怎么发展，没人说得准。
工人人数迅速缩水，我从两个车间的大总管，直接变成管理一个车间的车间主任。被裁的十几个中国师傅在4月3日离开工厂，去仰光登机回国，我站在厂门口，看着那辆车慢慢驶出，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全球风暴中，我们都是漂流在海上的一根水草。
我每晚开始严重失眠，有天照镜子，发现头上长出了白发，我不敢停，也不能倒，只想拼命地工作，为了让老板看见我，还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假装一切都还可控。
三个月后，老板宣布工资恢复原来标准，不再减薪，我的心才稍微安定，失眠和焦虑减轻很多。有人说，钱是穷人的精神支柱。对我来说，不止是支柱，它是空气，是水，是让我还得起这笔债的唯一工具。没有它，我连回家的路都没有。
我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除了正常工作接触，从不与任何同事有过密的交流，也没向任何人说起我的情况，同事们只知道我是湖南人，来缅甸之前一直在东莞打工。
有人说我性格偏执，怪怪的不合群，我一笑置之。上班时我认真工作，工作之外，我保持着多年养成的习惯，清晨起床跑步锻炼身体，晚上看书学习和写作。
但有些事，就算你不说，也会从生活的细节露出马脚。厂里每隔两周安排一次厂车鼎红金投，送中国工人去镇上的超市采买生活用品，同行的同事们总是满载而归，水果、饮料、零食塞满购物袋，仿佛要一次性把“慰藉感”囤够。
只有我，走进超市后直奔日用品区，拿起几样必需品拎起就走，从不多看一眼那些包装鲜亮的食物，有时候甚至什么也不买，只搭着车出门，顺路去看看超市前那条伊洛瓦底江。
我喜欢那条江，它什么也不问，只默默流淌，像极了家乡的长江。我站在江边，看着水流翻卷着奔向下游，耳边只有风和水声，灵魂获得一刻短暂的安宁。
起初，同事还会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少？”我笑说：“厂里吃得饱，不太吃零食。” 一个月二百人民币的开支，几乎将我锤炼得真不食人间烟火了。后来，他们不再问了，渐渐也习惯了我空着手上车，只是送了我一个绰号：“抠鬼”。
慢慢地，“抠鬼”的绰号被叫开了。有一次，他们的议论无意中被我听到，我佯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走开了。“抠鬼”就“抠鬼”吧，我一点不在乎，来到这里，我一心就是为了攒钱还债，不省不抠，能快点还完债么？
缅甸是个宗教国家，有时候，窗外的月光照进房里，夜半的天空下漂荡着不远处寺庙的诵经声，我久久不能入睡。
我利用节假日走了工厂附近不少地方，发现这里的每个村庄都有几座庙宇，人们十分信奉佛教，庙宇的和尚地位高过一般人。每到发薪那天，工人们也会捐些钱给庙宇，少则几百缅币，多则上千。我本不信这些，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佛，觉得捐钱拜佛不过是花钱图心安。
但有一天，我还是进去庙宇看了看，脱鞋赤脚走进殿里，香火鼎盛，菩萨像前跪满人。我站着，被人盯得不自在，翻译示意我也拜一下。
我不得不走到菩萨前，跪着磕了三个头，然后掏出五千缅币，塞入那个大香油炉的眼里。心里狠狠地许愿：“老菩萨，保佑我快点还完债。” 走出朝拜的屋子，哑然一笑，许个什么愿呀，都是骗人的鬼话。可我还是跪了，还是许了愿。人在异国他乡，债压心头，不信佛，也得拜，不为救赎，只为还清这条命里最沉重的账。
转眼间，一年时间过去。2021年春节，疫情关系，所有中国师傅都没能回国探亲和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们38个中国同事吃了顿团圆饭。大家都有着各种难言之隐。有人是开车撞人将家底赔光，才取得对方谅解，最后走投无路出来打工。还有个中国师傅的妻子得了绝症，花光了积蓄还借了几十万，最终人财两空，不得不出来。那晚，好多人都喝醉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洒下了思乡的泪。
老板体恤我们的辛苦，原来停发的年终双薪照发，一年期满不能回国探亲的中国同事，补贴半个月工资。这是我们在异国他乡能收到最务实的“慰问”——钱，真金白银的钱，是我们漂泊的全部意义。
我克制着自己，没有喝醉，怕喝醉了将自己的处境说出来。回到宿舍，翻开手机上银行卡信息，看着这一年的工资积累总额：185600元，心中略感安慰，近三分之一的攒钱目标已经做到。
2021年的日子依然提心吊胆，缅甸政局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的心就跟着晃，订单愈来愈少，工厂处境越来越不妙，传言工厂会暂时关闭。到了6月，老板说看是否有转圜的余地，先慢慢缩减人员，将手上的订单做完再看。
按目前的人员配置，手上订单只可以生产一个月，但按老板说的，先裁减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员，那样可以慢慢生产三个月，这样也可以，因为余下订单的货期都在九、十、十一月份。
截止到6月底，中国同事已裁减到只剩下12人，缅甸工人也只剩下三分之一，我的车间从近二千人裁到一半，再到现在的80人。但不知怎的，我却不再慌了——只要精神不垮，什么苦日子不过是盘冷菜，嚼着嚼着也就下咽了。
9月底，所有的订单已经全部生产完毕，老板没有将工厂彻底关闭。过了十几天，老板从仰光一家做日本单的工厂接货来加工，就这样，工厂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在动荡时局下，我已不再奢望什么繁华的日子，只求一点点活路，撑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2021年11月3日下午，我的银行卡上突然收到10万元转账。我打电话给银行客服，客服查到转款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通过电话号码添加了林白的微信，并注明我的真实姓名，很快微信请求通过了，还没等我问，对方马上就问：“你是纪之蓝吧？”
得到我肯定后，对方马上说：“我是林桥峰呀，还记得么，2002年咱们约旦工厂的同事呀。”看到这个名字，我差点骂出口。
2002年，我去约旦一家美籍华人开的毛织制衣厂做生产总管，林桥峰是工厂跟单，江苏人，下飞机时，是他开车在约旦首都安曼机场接的我，因此我和他走的比较近。
工作快一年时，我母亲身患肝癌，我不得已辞职回国。临回国前，林桥峰找到我说他准备回上海创业，开一家以接单为主的贸易公司，问我的投资意向，我说：“我不可能去上海，加上我母亲病重，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他说：“那要不就出一点股份吧，参股分红。”我知道他自己创业，无非是想多吸点资金周转。我看他平日为人不错，就在他送我到安曼机场的路上，承诺他回国后转5万元给他，同时给了他一个建行银行卡号，说有了分红打到这个卡上。
他问：“这个卡不会销号吧？”我顺嘴答道：“银行卡怎么会销号，我会长期用的。”回家后，我去银行给他转了5万块。过了一个月，他回到上海，贸易公司开起来了。
刚开始，我们还时有联系，可到第二年年中，我们的联系逐渐减少，我不找他，他基本上不找我。慢慢地，我也懒得找了，心想5万块买个教训吧。不想他居然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改了名还给我转了10万块。
林白说，他之前用的是他孪生哥哥的身份证去约旦的，回来后改回了自己的名字。
他诚恳地向我道歉，并给我讲述当初那次创业他亏得一塌糊涂，前年回到老家搞服装批发，慢慢走出困境，直到今年才赚了一点钱，说：“赚钱后，就想连本带利还我钱。可电话打不通，又没我微信，后来想起还留着我的卡号，就把10万块转进了我的卡里。”
我接受了林白的道歉，对他讲了我的工作状况，但没提我的处境。我说我只要5万本金，那5万利息分期转给他，他一听就急了说：“大哥，二十年了，你从来不追不提，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这点利息根本抵不了咱们的兄弟情。”
他还说如果困难的话对他讲，他现在可以拿些钱出来的，只要我开口，多少他都拿。我依然没告诉他我的情况，只是打着哈哈说自己很好，无需他帮助。
没想到这10万块还有后续，国内老家县公安局反诈办给我打来电话，问：“你在缅甸干什么，为什么会有人给你一次性转10万块？”后来各种证明、录视频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大使馆的人出面，反诈办才相信，再没找我。
2021年年底，我的卡上已有54万存款，这其中包括了林白的10万元。
2022年，老板找了一个英国的毛衫品牌客户，考察之后，客人一下子下单五十万件，工厂又招了工人，开始了正常生产。我看着余额逐渐逼近债务大关，也逐渐卸下重担，不再是“抠鬼”，每月会请手底下这些员工去“下馆子”。
我管理的后整部，大多是一群18岁到28岁的缅甸姑娘，有的还没结婚，有的已经为人母。她们大多出身贫寒，小小年纪便辍学劳作，后来外国工厂进村，她们进厂，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些姑娘对人恭敬有礼，哪怕只是从你面前走过，也会弯着腰致意，工作态度更是从不含糊，勤快又积极，像小小的火苗，燃着青春和希望。
但缅甸是个极其重男轻女的国家，好多男人都在家游手好闲。每次发工资，厂门口早早就聚满了男人：父亲、哥哥、丈夫，他们等着，姑娘收到工资，再把钱递给他们。
但是这些女孩们依然眼神明亮， 不会被生活打垮。记得有个叫坑利沙的女孩，25岁，整天笑呵呵的，是我部门的文员，负责整个车间的员工考勤和生产报表工作，她的办公桌就在我们车间办公室，所以我们交往比较多。
刚开始时我不懂缅语，更不会说缅语，交流仅限于工作方面的事情，并且还需要翻译才行。大概半年后，我能听懂部份缅语，也能说上一些了，很多时候我不用翻译，直接和她交流。
有次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开心？”
她说：“人生一世不是为痛苦而生，应该是为快乐而活。”简单的一句话，像一记温柔的锤子，把我脑中的焦虑敲得稀碎。还有一次，我问她：“25岁了，为什么不找男朋友结婚？”她说：“如果没有自己爱的人或者值得让我爱的人，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和她们相处三年多，我渐渐被她们感染，变得开朗大方，和中国师傅也越走越近，也开始坦诚自己过去的经历。同事们知道我的经历后，也不叫我“抠鬼”了，还主动地帮我买东西送我，那一刻我意识到，好日子不一定轰轰烈烈，有时候它就是这么轻轻地、暖暖地。
到了2022年8月份，欧盟以人权为理由，禁止向缅甸下单，于是，很多工厂转而向柬埔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发展。大量缅甸工厂关闭，9月份，我们工厂也接到了通知——英国的客户不再安排新的订单，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寒意。
老板这次也有点灰心，给我们开会时，神情明显地透着无奈，计划到12月底，把手上存单全部做完。先安排部分工人解散，处理各种善后工作。
面对这一切，我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姑娘们依依不舍，眼中饱含泪水，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没有了工作，她们会去做什么，又能去做什么？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只有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才能让普通人安居乐业，有尊严地生活。三年来，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让我对这句话体会尤为深刻——它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沉甸甸的现实。
2022年年底，我也准备回国了，我撤销了对那些债主们的微信屏蔽，我不想细看具体的消息，直接建了一个“欠债群”，在群里告诉他们我回国的日期，我会先到东莞，请他们吃午饭，当面还清，再以银行利息的三倍给他们利息。说完这些，那8个人齐刷刷地回复了两个字“等你”。
那一刻，我心口像被什么猛地击了一下，不是痛，是松了一口气，我等了三年，他们也等了三年。我知道，我欠的不是钱，是信任，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担当，现在，我终于可以站着，把这一切还清了。
我也已经和一家公司谈好，回国过完年，就再去柬埔寨工作。还完债，我终于可以走进阳光里，正常地生活了。
我很惦记那些缅甸女孩们，从一位仍有联系的前缅甸下属那里得知，她们有些人来到云南省瑞丽市，进入瑞丽的边境工厂工作，如今工作和生活还不错，也有少部份女孩通过各种关系，到了泰国、柬埔寨谋生。
在一切好转之前，我们都可能经历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时光，或许这段低谷会持续很久，也许只是一夜之间的煎熬，但无论如何，困境终究只是暂时的。人生的喧嚣和生活的烦躁，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我们所做的，便是在这逃避与坚持之间，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缕光明与希望。
编辑 | 小满 实习 | 琦萱
夜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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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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