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芝麻配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五周年纪念日，2025年5月28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婚姻家庭编立法课题组主要负责人、法学家夏吟兰因病在北京逝世。
消息来得突然，以至于6月1日，在八宝山公墓的告别仪式上，许多吊唁者还没回过神来。在他们的回忆里，夏吟兰几个月前参加了外地的学术会议，几天前在和青年学者讨论书稿修改，她还报名了6月初的单位退休职工党支部活动。
“平常叽叽喳喳的、未见其人先闻其笑的人，突然就没了。”一位排队进入告别仪式大厅的吊唁者说，“她才68岁。”
约200人参与了夏吟兰的告别仪式。和她一起坐着马扎学法律的1979级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同窗来了。她的学生来了——在中国政法大学，她教了一辈子书，曾获评“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来的还有同事、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家事律师等。
“她是把男女平等的口号落到实处的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郝惠珍回忆，夏吟兰说过，“让应该看到的事被看到，应得帮助的人被帮上”。她曾花了十多年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制定和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薛宁兰回忆，21世纪初，她和夏吟兰等4名婚姻法学者研究反家暴问题。他们去女子监狱调研，与在押人员中曾遭受家暴的妇女对谈。有些人经历了多方求助未果，最终选择以暴制暴。还有些长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会帮助受害者反抗施暴者。
“当时，公众对家暴的认知太落后了。”薛宁兰回忆，那会儿的一个社会共识是，法不入家门。夏吟兰也曾对媒体回忆，许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私事，社会力量不应当介入干预。
多次调研访谈后，夏吟兰和薛宁兰等人加深了对反家暴的认识。薛宁兰说，学者们意识到，反家暴法应该是综合法、社会立法，需要多个政府部门介入，采用多种手段。比如，受害人能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可以对家暴情节较轻、不予治安处罚的加害人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等。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蒋月回忆，有人曾经质疑，反家暴法是婚姻家事领域的法律，如果要规定公安机关“干活”，是否合乎法理。学者们通过调研，发现公安机关的民警支持立法反家暴。“他们日常出警也要处理家暴，如果反家暴立法，民警出警和干预将会有更明确和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推动反家暴立法的十多年里芝麻配资，夏吟兰坚持去调研、对媒体发声、写学术论文论证每一个法条的细节。她还为反家暴组织当志愿者，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薛宁兰形容，反家暴法最终靠学术界、政府、司法机关等各方力量合力推出，既借鉴了国际经验，也依托中国特色——夏吟兰始终参与其中。
一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回忆，反家暴法实施后不久，在课堂上，同学讨论起一个很难依法解决的案例，气氛热烈。这名学生记得，当时夏吟兰说，反家暴法是试探性、试验性的法律，走出了第一步，以后要持之以恒继续争取。
夏吟兰也曾对媒体说过，“1比0大”，意思是，尽管反家暴法在落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它标志着对家暴行为的预防与制裁已经进入司法范畴，是法治中国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博士郑广淼觉得，夏吟兰继承了她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巫昌祯、江平的观点：法，有比没有好。夏吟兰认为，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完美的，先立法解决问题，将来再修正。
“即便法条不能完整体现她的思想，她也不纠结，超越学术上的荣辱，选择先写出来。”郑广淼说，今日的法条可能是夏吟兰这样的学者20年前的呐喊，“要把社会问题法治化，需要学者先论证它，再让大众接受它”。
除了反家暴法，夏吟兰还推动了禁止性骚扰的规定和家务劳动补偿写进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她主持过教育部的性骚扰防治课题，在充分调研、研讨基础上推出了性骚扰防治法的项目建议稿。
薛宁兰说，婚姻法的学者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始终保持对新的社会议题的关注。蒋月回忆，夏吟兰支持男女同龄退休，希望女性在职场晋升、提拔方面获得更多机会。
今年是反家暴法实施的第九年，全国多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比如，青海省把家庭成员以外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保护范围，让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能够得到法律的庇护。
一位教授写文章回忆，2017年讨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有人建议把婚后所得共同制修改为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认为前者可能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有人提出反对，一时争执不下。最后，夏吟兰提出，中国农村大量出嫁妇女事实上不能继承自己父母遗产，如果再剥夺她们对丈夫遗产的共有权利，会使她们面临两头空的境地，不宜作此修改。
夏吟兰曾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薛宁兰说，她身上有种善于倾听、包容、平等待人的气质，在团队中愿意博采众长，使得许多人愿意信服她芝麻配资，长期密切地与她合作。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认识夏吟兰的蒋月回忆，很少见夏吟兰皱眉头，她总是积极阳光、爽朗亲和。作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主持讨论时经常让每个与会者都发言，再根据大多数人意见作决定。
在学生们的回忆里，夏吟兰讲课激情澎湃，中气足、声音亮，从来不用扩音器。“干脆”“利落”“直爽”是旁人描述她时的常用词语。
中国政法大学2021级博士贺万裕说，夏吟兰上课总会精心打扮，她爱美、爱花，会组织学生去春游、到自家包饺子。
贺万裕说，有次她给本科生上课，班上一名男生指出案例中的错误。夏吟兰向全班同学和这名男生道歉，并且修改了错误。那个指出错误的男生后来说，老师的这个举动改变了他内向、自卑的性格，影响了他往后的人生。
一些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到夏吟兰时，总说起她对学生的开放、包容。贺万裕说：“这是夏老师除了知识之外，传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汉说，夏吟兰去世后，学校几名青年教师聚首回忆，她没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愿意给年轻学者机会去参会、讨论、发言。
陈汉刚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时，和夏吟兰同在一个教研室，夏吟兰教陈汉讲课的技巧，细致到板书的字号、上课进度节奏。后来，夏吟兰在互联网上看到学生梳理陈汉上课的“汉哥讲婚姻法”语录，肯定陈汉说：“你是在课堂上站稳了。”
几年前从学校退休后，夏吟兰报了一门演唱课，还经常去旅游。她也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参加婚姻家庭法相关的学术会议。
在北京长大的夏吟兰，曾经当过北京一家服装厂的工人，爱读中外小说，是“文艺女青年”。1979年恢复高考后，她考进北京政法学院读书，当时的学校还没配齐桌椅，学生拎着马扎去上课。一群法学生和北京戏校，北京市歌舞团唱歌的、唱戏的、吊嗓子的、压腿的学生分享一座校园。
夏吟兰大二时加入法学家巫昌祯组织的婚姻法兴趣小组。她曾回忆：“法律本身是严肃的，但婚姻法是鲜活的，它综合了太多交叉学科的内容，家庭学、伦理学、人口学、心理学无所不包，特别吸引我这样感性的人。”
而后，她在中国政法大学一路读到博士，留校教书。她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基层调研妇女生存现状，她的理想是“用自己的一生改变妇女的命运”。
郑广淼说，夏吟兰的工作不是对女性格外关照，而是平等地保护家庭里每个成员，无论男女老幼。她推动的反家暴法，保护的也不只是女性。贺万裕也说，夏吟兰曾提醒学生，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要兼顾男性的权益。
“她的法学思想能跨越时代，不受社会流行思潮的影响，是因为她只是从平等的角度保护所有人。”郑广淼说。
夏吟兰学习、研究婚姻法的近半个世纪，恰是当代婚姻家庭剧烈变化、新的社会问题频发的时代。用一些婚姻法学者的话说，社会吹的每一阵风，都能吹到婚姻家庭法里。
蒋月回忆，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婚姻结构受到挑战，“包二奶”、婚外情等社会现象受到普遍关注。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时，学者提议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法律要更积极地去干预、解决，立法要更具有应用性、操作性。
夏吟兰始终保持着敏锐。2010年，她接受访谈时提出，正在关注辅助生殖技术，如试管婴儿、代孕，“法律的回避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规范，且是亟待规范”。几个月前，她还参与一档网络普法节目的录制，讨论的话题是：当配偶天价打赏主播，另一半如何维权。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后来举办“中国家事法实务论坛”，每年挑选一个社会热议话题。郝惠珍说，论坛常聊孩子、票子、房子，其中房子最常谈。后来，这个实务论坛越来越火，每届都能收到几百人报名。
“婚姻家庭是最敏感、最前线能感受社会风潮的地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郝惠珍说，她发现这些年婚姻家事的案子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影响越来越广。
在校园里，夏吟兰曾忧心，学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首先考虑的是未来能有多大的经济收益。“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觉得愿意学习婚姻家庭法的学生不够多，进入这个领域的优秀学生无法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甚至于一些优秀的学生在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最终又转向其他学科。”夏吟兰分析，原因之一是，学生看不到“钱途”。
她曾对陈汉回忆，老师巫昌祯即便到晚年，也一直风风火火冲在最前线，为填补法律空白去呐喊。她希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能向巫昌祯学习。
她还有很多心愿。比如，她希望婚姻家庭法在中国法学界有更多声音，法学期刊能发表更多与婚姻家庭法相关的文章，青年学者能编纂满足21世纪第三个十年需求的婚姻法教科书。
几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排课，夏吟兰特意和陈汉说，当年面向研究生争取到了两门选修课，分别讲婚姻法和继承法，她希望陈汉“要坚守阵地芝麻配资，不要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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